在思考当代学术面临的种种困境时，很多人习惯从外部来谈论问题。一方面，人们把学术危机归咎于诸如“官本位”、“衙门化”、“量化评价体系”等制度性因素；另一方面，在寻求解决之道时，又毫不遮掩内心假“权力”之手制止学术腐败的渴望，诸如“学术裁军”、制定“剽窃法”等等。

    学术界的这些行状，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公愤、道义和良知，不如说是出自被迫退守底线时的无奈和悲凉。因为不管我们怎么理解学术，作为一项自治的、独立的事业，作为一种自由的思考、创造与表达，学术应该给人们提供创新性的知识与思想，这是没有争议的。而我们现在所期盼的，似乎只是“不腐败”、只要“规范”一点就够了，至于学术应该具备的“创造性”价值，倒好像是一个遥远的、不切实际的奢望。当一个国家的学术，沦落到只要求“不腐败”，沦落到想要依靠法律来充当警察维持秩序时，学术的尊严还在哪里？学术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

    上述种种外向性的反思路向并非毫无意义，但它的危险也昭然若揭，那就是有可能遮蔽我们对当代学术腐败更内在的思考。因为从根本上讲，所有制度性的因素都不是产生学术腐败的必然理由。原因很简单，如果说这就是理由，为什么置身同样的学术机制和社会环境，“腐败”的却只是一部分人？制度性因素至多只是构成学术腐败的局部原因，真正的内在根源，却是学术主体的学术理念、学术精神、学术信仰发生了问题。

    就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状况而论，我认为最根本的症结，就是学术远离了学术主体的个人心性。在大多数人那里和大多数情况下，学术冲动不是来自对个人存在的疑问，不是来自安妥灵魂的迫切需要。学术已经变成一种和灵魂无关的、冷漠的技术性操作。一方面，随着社会分层越来越密集、细致，学术成为知识族群的一种专属，逐渐被职业化了。学术给学院高墙内那些鲜有人生阅历的博士、教授们流连高头讲章，撰写满是“学理”少有“血气”的空壳理论文字提供了幸福的理由；另一方面，学术对从事者的知识构成、人生经历、人格气质、精神禀赋等都有特殊的要求，那些要求肯定是绝大多数从事者所难以具备的。既然是先天不足，对于那些对学术尚存有志趣的，通过后天历练或恶补，或许也会有一番成就；对那些把学术当做“职业”的人来说，以此为工具去谋名、谋利、谋稻粱，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既然是“职业”，是“工具”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学术有什么景仰和敬畏之心。在滑过内心的道德警戒时，发生诸如抄袭、剽窃现象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。

    实际上谁都知道，在当今的学术界，抄袭、剽窃顶多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小伎俩而已，并不可怕；真正可怕的是那些隐蔽的、冠冕堂皇的，顶着学术名义干着谋害学术勾当的种种伪学术行径。这些年来，学术向权势献身，向金钱献身，向明星献身，向美色献身爆出的丑闻，“德高望重”的“学术大师”跑马占地大肆侵占学术资源，“导师”不着一字尽得风流“著作等身”等现象，我们听到见到的还少吗？这些行为背后，又有谁看见“量化评价体系”在逼迫着他们？自己不洁净，却非要把责任推诿给其它，这种行径不说是下作、卑劣，也可说是相当可恶而且可恨了。

    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追求精神层面的“性命”关怀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魂脉。这种关怀反哺出不少杰出学术人物。远的姑且不论，就是经历过“五四”反传统运动以后，此一魂脉仍然培育出诸如钱穆、冯友兰、牟宗三等一批学术大师。而现如今，这样的魂脉似乎是断了，养“心”之学被置换成养“身”之学。

    在我们这个纷纭复杂的时代，学术需要关注人的存在，需要关注人的内心，培植人们的心智，帮助人们看清自己寄身的这个世界，为这个“变乱”的世界再造价值的巴比伦塔。这样的生命关怀和意义关怀，大概就是学者陈平原所说的“人间情怀”吧。这个“人间情怀”，就是这个时代急需的学术“功德”。

    可惜的是，我们现在谈“功德”是一种奢望，谈“公德”却成了当务之急。 （周保欣）    来源：工人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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